大家都称你们是白衣战士，是英雄，但我知道你们也是普通人，你们也有家人，你们也会害怕……

两周多前的2月21日，武汉封城满月，上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从虹桥机场出发。

与前八批不同，这支医疗队不与新冠病毒肺炎直接交手。队伍中的50名医护工作者全是精神卫生专业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他们将为前线医护人员与患者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

2月21日下午第一批3名队员从虹桥机场出发驰援武汉

队伍里，有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周丹、周轶卿、王峰。疫情压城，在武汉的半个多月，他们听到了怎样的“心声”？

医务工作者，就是“人民的英雄”

“武汉医务人员面对的工作压力、身体疲劳，常人难以想象。” 周轶卿，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六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攻精神障碍疾病以及成人心理问题的诊疗和干预，从事临床工作24年。

他和同事王峰被分配在援鄂心理医疗队第五组，与上海青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同行一起，驻守武汉中心医院的南京路园区，负责这家医院的医患心理疏导。

刚到驻地时，工作环境颇有挑战。

武汉早晚温差很大，酒店和医院的中央空调停用，忙时热，恨不得穿短袖；停时冷，冻的要穿羽绒服。为防控疫情，医院的工作空间经常喷洒消毒液，长时间接触，队员们暴露在口罩外的眼角和眉心的皮肤都干裂起皮。

周轶卿下班回到宾馆之前，要接受严密的消毒

不过，在周轶卿看来，与武汉当地医务人员面对的困难相比，这算不上什么。

“有一个女医生，亲自为自己的闺蜜诊疗，尽了最大努力、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但病情仍没有好转。”和周轶卿通电话时，女医生说，看到闺蜜躺在重症监护室，只能靠呼吸机存活，那一刻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周轶卿说，“除了感到生命脆弱，她有种深深的无助，有被抛弃、被抽空的感觉。”

王峰也有类似的经历。

一天夜里11点多，王峰接到一个心理热线电话，求助者是一名医务人员，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对亲人的思念、愧疚，让他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他说，“我知道热线已经下班，但我实在睡不着，憋的慌，就想找个人聊聊。”一聊几个小时，夜色褪去，已近黎明，电话那头说，“有你们在太好了，你们就是我的肾上腺素”。

“那一次我触动很深，相比他的困难和付出，自己实在太渺小了”，王峰说，武汉一线医护人员，在病毒和生死面前，大家保持一种简单的信念——不能当逃兵。“他们是榜样，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尽最大能力帮助他们。”王峰说。

“很多女性医务工作者描述，每当电话那头孩子用稚嫩的哭声呼唤妈妈回家，心里就会到了崩溃的临界点，难以自控。”周轶卿解释，为避免传染家人，医护人员普遍单独隔离居住，一方面担心自己可能被传染、一方面又担心家中老人小孩安危，他们在与死神殊死搏斗，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到武汉你会知道，称这些医疗工作者是‘人民英雄’，毫不为过”，周轶卿说。

两封信，鼓励医患说出心里话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五病区主任周丹没有和两位同事在一处工作，他和来自松江、浦东的同行组成援鄂心理医疗队第七组，进驻江汉方舱医院。

这里是武汉市开放床位最多的方舱医院之一，有1600张床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援助队伍在这里工作。

“您是否觉得委屈？明明已经拼尽全力，但还是不被理解。您是否觉得无助？尽管来了很多战友，但工作依然很繁重。您是否觉得无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进驻方舱医院后，周丹所在的小组就立刻设立了心理援助热线，还撰写了《致最可敬的人一封信》，鼓励医护人员们和他们谈谈心中的郁闷。

“大家都称你们是白衣战士，是英雄，但我知道你们也是普通人，你们也有家人，你们也会害怕，甚至曾经想过要逃离！”信中宽慰，这些都是正常反应，当人在遇到威胁时，焦虑和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很想帮助你们，就像你们正在帮助广大患者一样。”

周丹在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地“心理咨询工作室”对医护人员开展面对面心理咨询。

除了医护人员，团队给患者们也写了信，信中，他们称在院的患者们为“勇士”。